我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其实是因为一连串的意外，在我小的时候，是万万想不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行当的。

我从小机械记忆力差，对于需要背很多东西的文科很头疼，理科就比较好，经常考到接近满分。读初中的时候，听说到了高中就可以选学理科，文科只要过会考就可以，简直是欣喜若狂。谁知考入县城最高学府第一中学，我却被分进了文科班。当时校领导起心动念要让一批入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学文科，以改变文科较弱的状况。开学后各科老师带了宣传任务登台，就连数理化老师讲课之前都要先讲上一阵文科好。就这样，我成功地被说服弃理从文。

文科当中，我最喜欢的是语文，所以后来高考填报志愿，所有的专业都填了中文系，没有填法律、管理、财经之类热门的专业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实在感激当初的自己坚定地选择学自己喜欢的东西。

从此我就沉浸在文史哲的海洋中不可自拔。有时也会调侃自己是“被语文耽误了的理工科人才”。作为理科特长的证据，也就只剩了在大学中文系计算机房做助管整天装系统拆机箱，以及帮同学修修电脑之类。

研究生毕业时，权衡再三，感觉自己的性格适合留在学校，而上海好一点的高校多数要求博士学历。我就想，要么还是到中学去。当时的想法异常简单，做老师去哪个学校都差不多，就挑离大学最近的一所投了简历，至于工资待遇之类，全然没有概念。然后我就成了复旦大学到附中的第一个中文系研究生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，这个身份从此就追随我至今。

仔细想想，误打误撞进入语文教学这个领域，耕耘至今，似乎也不是全无来由。在我定下心来追寻语文教学之道的历程中，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：读了一些好书，遇到了一些良师益友，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。

我出生在鲁东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，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。幼时家境贫寒，吃的是掺了麸皮的黑馒头，穿的是表哥们换下来的蓝中山装，一到冬天，风雪直往有破洞的鞋里灌，手脚年年生冻疮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竟然读了几本课外书，成了精神上的富翁。当时有一种介于村和乡之间的行政机关，叫管理区。管理区团委有个小阅览室，我父亲碰巧做团支部书记，经常借书回家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读小学的我跟着囫囵吞枣地读了《杨家将》《西游记》之类的书，甚至还看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至今犹记得那时为了记住拗口的作者名所付出的努力。

读了中学，我的阅读范围进一步扩展，开始读《光明日报》《杂文报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报刊，这归功于学校的阅报栏和阅览室。我还从牙缝里省出钱，订过《语文报》。还从街头小摊买过《百年孤独》，里面的人名把我绕晕了，多年过去，想起那本书，具体情节一片混沌，记忆里只剩下了一种漫长荒凉的气氛。还有《平凡的世界》，里面提到孙少平躲在麦秸垛后面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，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，这让同样出身农村又读过保尔故事的十五岁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似乎一下子也碰触到了生活的诗情。

大学时代，我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。很多同学都是背背文学史应付考试，但是我要求自己必须读原作，整天沉浸在查字典读古籍的枯燥学习中，乐此不疲。那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段集中阅读典籍的时期。

而我真正有计划的阅读其实是在工作之后。我野心勃勃地计划毕生从事于读闲书的事业。主要有这些：

2016年，我担任上海市杨浦区名师工作室的副主持人时，给学员写过这样一段寄语：

《学记》云：独学而无友，则孤陋而寡闻。工作室正是个让大家聚在一起切磋琢磨、共同提高的地方。愿大家以语文之美陶冶自我，彰显特色，培育个体风格。愿大家经过三年的学习，如锥处囊中，脱颖而出，成为有担当的优秀教师；如鹤鸣九皋，声闻于野，成为有影响的杰出人才。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不管是阅读还是交游，都是学习，只学习不实践，是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的。对一名教师来说，教学实践和著书立说是重要的两环。

二十年前，有位化学特级教师问我：“你们语文的课堂，经常是拿40分钟讲了一个大家本来就懂的道理，教学的效率何在？”我当时回答：“语文的效率和化学的不一样。比如你对学生讲‘要爱妈妈’，这个不用1分钟就可以让学生背下来，但是没用，他们可能还是不懂爱。语文的方式是用40分钟感动他们，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接纳，回到家里看到妈妈的白发，鼻子一酸就要掉下眼泪，这才是语文的效率。”

本着这种理解，我试图让课堂情理兼备，以激情投入形成教学气场，以思辨探究开拓逻辑思维。我曾上《苏武传》的公开课，着眼于李陵这一人物，让学生设身处地体会国与家冲突中个体的两难情境。我上《归去来兮辞并序》《兰亭集序》，着眼于分析面对人生有限时作者情与理的冲突，再联系学生的人生经验，引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索。

我试图将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引入课堂，上《双桅船》时我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解读，上《一碗阳春面》时我提出翻译失真的问题以及作家人品与作品接受的关联问题，这些都是基于“作品中心”理论的探讨。

我试图以自己对阅读的热爱激发学生的兴趣，带领学生讨论了许多东西方人文经典著作，让学生自己举行文化经典系列微讲座，又带领他们参加对联比赛，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，佳作推荐到报纸上发表，让学生如入芝兰之室，不知不觉中获得生命成长。

总结起来，“怡情启智”“以用促学”“浸润濡染”是我教学的追求，也是我多年来对语文教学的“效率之问”的回答。

光是教学也不行，还要反思总结，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为了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，我在毕业10年后又回到母校攻读博士研究生，专业仍旧是中国古代文学。经过艰苦的努力，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。我非常感激我的硕士导师邬国平老师和博士导师黄霖老师，他们对我进行的学术训练使我有较好的基础著书撰文。我日常的心得，成系统的撰写成正式论文发表，不成系统的就发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。这种写作的习惯使我受益匪浅。

因为有了一定的成果，2014年起学校领导开始动员我参评特级教师，我婉拒了几次。自觉与师长辈比较，实在差得太远，根本不够评的资格。当然还有一个无法直接宣之于口的想法：有了一些名头，肩上的担子往往会越来越重，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可能就会越来越少，得不偿失。“名者，实之宾也”，一位老师水平如何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外界的评价主要看学生的口碑、家长的口碑、同行的口碑。虽然我最终还是评了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，但是我始终觉得，这些名头是外在的东西，有了更好，没有也不影响我的追求。

最近几年，我又有了一点新的感悟。语文与其说是一个学科，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非常认同《语文学习》杂志封面上的那句话：“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。”古人云：“劈柴担水，无非妙道，行住坐卧，皆在道场。”我心里于是常常有个朴素的想象：我正走在一条寻道之路上，如同旅行者的每一步正靠近目的地，我的每一次阅读，每一次授课，每一次与学生交流，每一次提笔撰文，都在接近真正的语文教学之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