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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附中名师追寻语文教学之道

2024-04-01来源: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唯一官方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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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成为一名语文教师其实是因为一连串的意外,在我小的时候,是万万想不到自己将来会从事这个行当的。

我从小机械记忆力差,对于需要背很多东西的文科很头疼,理科就比较好,经常考到接近满分。读初中的时候,听说到了高中就可以选学理科,文科只要过会考就可以,简直是欣喜若狂。谁知考入县城最高学府第一中学,我却被分进了文科班。当时校领导起心动念要让一批入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学文科,以改变文科较弱的状况。开学后各科老师带了宣传任务登台,就连数理化老师讲课之前都要先讲上一阵文科好。就这样,我成功地被说服弃理从文。

文科当中,我最喜欢的是语文,所以后来高考填报志愿,所有的专业都填了中文系,没有填法律、管理、财经之类热门的专业。现在回想起来,实在感激当初的自己坚定地选择学自己喜欢的东西。

从此我就沉浸在文史哲的海洋中不可自拔。有时也会调侃自己是“被语文耽误了的理工科人才”。作为理科特长的证据,也就只剩了在大学中文系计算机房做助管整天装系统拆机箱,以及帮同学修修电脑之类。

研究生毕业时,权衡再三,感觉自己的性格适合留在学校,而上海好一点的高校多数要求博士学历。我就想,要么还是到中学去。当时的想法异常简单,做老师去哪个学校都差不多,就挑离大学最近的一所投了简历,至于工资待遇之类,全然没有概念。然后我就成了复旦大学到附中的第一个中文系研究生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师,这个身份从此就追随我至今。

仔细想想,误打误撞进入语文教学这个领域,耕耘至今,似乎也不是全无来由。在我定下心来追寻语文教学之道的历程中,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:读了一些好书,遇到了一些良师益友,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。




01.与书结缘



我出生在鲁东南一个偏远的小山村,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。幼时家境贫寒,吃的是掺了麸皮的黑馒头,穿的是表哥们换下来的蓝中山装,一到冬天,风雪直往有破洞的鞋里灌,手脚年年生冻疮。非常幸运的是,我竟然读了几本课外书,成了精神上的富翁。当时有一种介于村和乡之间的行政机关,叫管理区。管理区团委有个小阅览室,我父亲碰巧做团支部书记,经常借书回家。近水楼台先得月,读小学的我跟着囫囵吞枣地读了《杨家将》《西游记》之类的书,甚至还看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至今犹记得那时为了记住拗口的作者名所付出的努力。

读了中学,我的阅读范围进一步扩展,开始读《光明日报》《杂文报》《少年文艺》《中国校园文学》等报刊,这归功于学校的阅报栏和阅览室。我还从牙缝里省出钱,订过《语文报》。还从街头小摊买过《百年孤独》,里面的人名把我绕晕了,多年过去,想起那本书,具体情节一片混沌,记忆里只剩下了一种漫长荒凉的气氛。还有《平凡的世界》,里面提到孙少平躲在麦秸垛后面读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时,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,这让同样出身农村又读过保尔故事的十五岁的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,似乎一下子也碰触到了生活的诗情。

大学时代,我学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。很多同学都是背背文学史应付考试,但是我要求自己必须读原作,整天沉浸在查字典读古籍的枯燥学习中,乐此不疲。那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段集中阅读典籍的时期。

而我真正有计划的阅读其实是在工作之后。我野心勃勃地计划毕生从事于读闲书的事业。主要有这些:


(1)古代文史典籍。首先是二十四史,总计约4000万字,不能一蹴而就,所以就计划每天读5000字左右,大约22年就能读完。然后是十三经以及诸子,再就是基本按文学史次序读重要的作家作品。

(2)外国文学理论及文学作品,也是基本按文学史次序读。

(3)教育学、心理学著作,基本按年代先后次序读。

(4)课本有关作家作品。比如狄更斯,课本有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,我就利用一个暑假,几乎把能找到的他的小说都读了。



目前的读书进度是:二十四史在读第十三部《隋书》;古代文史读完了十三经和诸子,作家作品在读班固;外国文学理论在读泰纳,作家作品在读拜伦;教育学心理学在读冯特。

我读书贪多,以泛读为主。不以获取知识为目的,主要看重的是一种认知模式的调整。有的好书看过会给我一种后怕的感觉,幸亏读到这书,不然我一直蒙在鼓里。比如我读马克斯·韦伯,接触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理论,一下子觉得世界换了一个样子呈现在我面前。再如我读《庄子》,感觉里面把自己模模糊糊意识到但是没有想明白的问题说清楚了。这类书给了我很多潜在的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支撑。

我读的很多书看上去都是无用的。我总觉得读书就是读书,本身就很有乐趣,很有意义,不必强求有用。记得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时候,躺在床上全身疼痛,因为课本中有莎士比亚,我就读了他的37部剧作来疗愈自己。读完之后,再讲《哈姆莱特》,虽然没有直接用到,却陡然觉得自己在课堂中胆子壮了不少。

假如把阅读扩展一下,不限于书籍的形式,那么看电影,旅行,与朋友谈话其实都是另一种形式的阅读。所有的阅读体验都是一种财富。2019年上海刚刚试行统编教材,我开了一堂市级公开课,用小说改编的电影《秋菊打官司》作为材料进行案例分析,关联《乡土中国》中的诸多概念,又有所延伸扩展。当时大家对整本书阅读的教学还处在最开始的摸索期,我的课影响较大,后来被选为全国“双新”示范区示范课。课刚上完,上海市语文教研员范飚老师就问我:“你到底是怎样想到《秋菊打官司》的?”我实在回答不出。他不满意,后来还追着问了我好几次。我唯一的解释就是,积累得多了,教学需要的时候,有些东西就自动跳出来了。

算起来工作之余我平均每年读书30多部,自然不算多,但是考虑到作为一线教师,我一直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,这个数字也算差强人意。我始终觉得,语文老师天然就应该是爱读书的,假如计算对我成长的助益,读书要在功劳簿上占据最显赫的位置。





02.转益多师



2016年,我担任上海市杨浦区名师工作室的副主持人时,给学员写过这样一段寄语:


《学记》云: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。工作室正是个让大家聚在一起切磋琢磨、共同提高的地方。愿大家以语文之美陶冶自我,彰显特色,培育个体风格。愿大家经过三年的学习,如锥处囊中,脱颖而出,成为有担当的优秀教师;如鹤鸣九皋,声闻于野,成为有影响的杰出人才。



这段话蕴含了我对各类学习项目的理解:学习的形式和内容固然重要,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在一起,聚合成一种互相切磋、互相学习的氛围。我参加过的项目先后有黄玉峰老师主持的杨浦区名师工作室、于漪老师主持的上海市德育实训基地、杨先国老师为导师的上海市优青后备项目、黄玉峰及黄荣华老师主持的上海市名师基地、教育部的领军教师项目等。如前文所述,还做过陈爱平、陈小英老师主持的名师工作室的副主持人。这些主持人都是前辈名师,接近他们,可以感受到那种对于语文教育的虔诚和热情。学员之中卧虎藏龙,让我自惭形秽,又忍不住奋起直追。一个人在长期的重复性教学中很容易倦怠,进入专业发展的停滞期。师友的激励,往往能够激起新的热情。书可以一个人闭门读,课可以一个人闭门上,只有这种切磋琢磨带来的助益,是无法靠自己一个人获得的。

有了热情还不够,还需要不断学习,不断思考。我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组,是名家辈出的沃土。这里百花齐放,各位老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。刚踏上教学岗位,我的指导老师是被称为“语文教学的叛徒”的黄玉峰老师。他的课时而满堂灌,时而师生问答,时而完全由学生做主。我由此领悟到教学内容比教学形式更重要。开始的教研组长是常强华老师,他每天上班提早入校,先拉一段二胡,再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我由此对一位语文教师可能具有的诗性心向往之。后来的教研组长是黄荣华老师,他极其勤勉,特善规划,科研成果丰硕。我由此明白了扎实的教学科研是立身的根本。我还听过王白云老师的一些课,感受到她授课左右逢源、奇正合宜的魅力。我由此知道了一堂课要想精彩,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思维。

多方学习的结果,是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,教学是与一个人的学识、经历、个性相应的,我没有办法模仿别人的课堂,很难落实别人的教学思路。别人的课再怎么学,都变不成自己的课,我只能上自己的课。《世说新语》中记载殷浩曾言“我与我周旋久,宁做我”,于我心有戚戚焉。

学习的对象自然不能限于师友,我还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都当成自己的老师。对我来说,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谜题,都有吸引我的故事,有值得我学习的闪光之处。有的学生成绩暂时落后,但是始终如一地坚持拼搏;有的学生坦然面对自己家庭的贫困,不卑不亢地接受困难补助;有的学生在名校读完博士,立志去支援落后地区……试图读懂他们,有助于我思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学。

孔子云: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杜甫云:“转益多师是汝师。”我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语文教育教学的学徒,永远走在向别人学习的路上,这就是我的初心。





03.上下求索

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,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不管是阅读还是交游,都是学习,只学习不实践,是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语文教学之路的。对一名教师来说,教学实践和著书立说是重要的两环。

二十年前,有位化学特级教师问我:“你们语文的课堂,经常是拿40分钟讲了一个大家本来就懂的道理,教学的效率何在?”我当时回答:“语文的效率和化学的不一样。比如你对学生讲‘要爱妈妈’,这个不用1分钟就可以让学生背下来,但是没用,他们可能还是不懂爱。语文的方式是用40分钟感动他们,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接纳,回到家里看到妈妈的白发,鼻子一酸就要掉下眼泪,这才是语文的效率。”

本着这种理解,我试图让课堂情理兼备,以激情投入形成教学气场,以思辨探究开拓逻辑思维。我曾上《苏武传》的公开课,着眼于李陵这一人物,让学生设身处地体会国与家冲突中个体的两难情境。我上《归去来兮辞并序》《兰亭集序》,着眼于分析面对人生有限时作者情与理的冲突,再联系学生的人生经验,引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思索。

我试图将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引入课堂,上《双桅船》时我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解读,上《一碗阳春面》时我提出翻译失真的问题以及作家人品与作品接受的关联问题,这些都是基于“作品中心”理论的探讨。

我试图以自己对阅读的热爱激发学生的兴趣,带领学生讨论了许多东西方人文经典著作,让学生自己举行文化经典系列微讲座,又带领他们参加对联比赛,鼓励学生进行古典诗词的创作,佳作推荐到报纸上发表,让学生如入芝兰之室,不知不觉中获得生命成长。

总结起来,“怡情启智”“以用促学”“浸润濡染”是我教学的追求,也是我多年来对语文教学的“效率之问”的回答。

光是教学也不行,还要反思总结,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为了增强自己的科研能力,我在毕业10年后又回到母校攻读博士研究生,专业仍旧是中国古代文学。经过艰苦的努力,最终取得了博士学位。我非常感激我的硕士导师邬国平老师和博士导师黄霖老师,他们对我进行的学术训练使我有较好的基础著书撰文。我日常的心得,成系统的撰写成正式论文发表,不成系统的就发到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。这种写作的习惯使我受益匪浅。

因为有了一定的成果,2014年起学校领导开始动员我参评特级教师,我婉拒了几次。自觉与师长辈比较,实在差得太远,根本不够评的资格。当然还有一个无法直接宣之于口的想法:有了一些名头,肩上的担子往往会越来越重,静下心来读书的时间可能就会越来越少,得不偿失。“名者,实之宾也”,一位老师水平如何,如人饮水,冷暖自知,外界的评价主要看学生的口碑、家长的口碑、同行的口碑。虽然我最终还是评了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,但是我始终觉得,这些名头是外在的东西,有了更好,没有也不影响我的追求。

最近几年,我又有了一点新的感悟。语文与其说是一个学科,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。我非常认同《语文学习》杂志封面上的那句话:“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。”古人云:“劈柴担水,无非妙道,行住坐卧,皆在道场。”我心里于是常常有个朴素的想象:我正走在一条寻道之路上,如同旅行者的每一步正靠近目的地,我的每一次阅读,每一次授课,每一次与学生交流,每一次提笔撰文,都在接近真正的语文教学之道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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