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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小沫:我的爷爷叶圣陶,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

2022-10-03来源:“叶圣陶杯”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唯一官方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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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圣陶原名叶绍钧,字秉臣。1894年10月28日,叶圣陶生于江苏苏州,他上过私塾,参加过科举考试,赶上了“维新运动”,见证了辛亥革命,当过小学老师,写过小说、童话、诗歌、散文随笔,当过编辑。


29岁时,叶圣陶进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。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8年,他主要编辑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。其间,他和沈雁冰、瞿秋白、郑振铎、胡愈之、巴金、戴望舒、丁玲等人结下深情厚谊。


叶圣陶是作家、教育家、出版家、社会活动家,同时也是好儿子、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爷爷。叶小沫从小和爷爷叶圣陶生活在一起,在他身边生活了40年。在叶小沫心里,爷爷就是爷爷,爷爷很忙,老在看稿子,经参参会,喜欢花草,关心儿孙成长。


回望和爷爷生活的往事,叶小沫写下了文章《我的爷爷叶圣陶》,独家授权好书探发布。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。


以下是《我的爷爷叶圣陶》全文。


幼年和童年


1894年10月28日,爷爷出生在苏州城悬桥巷一个平民的家里,父亲叶钟济是账房先生。母亲姓朱,是他父亲的第二位续弦,即第三个妻子。爷爷出生的时候母亲三十岁,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,后来又有了两个妹妹。家里的生活清苦,常有衣食之忧。然而父母心地善良,为人忠厚,家庭温馨,为爷爷幼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一块优良的土壤。爷爷说他从懂事起就很佩服父亲的为人,佩服父亲的“孝道”和“仁心”。


叶钟济家境虽然不富裕,可是老来得子的他特别喜爱爷爷,非常注重对爷爷的教育。他让爷爷三岁开始描红,六岁去富人家附读《三字经》《四书》这些经书,七岁转到私塾去读书。私塾老师教书严格,学生背不出来,就要用戒尺打手打头。爷爷读书用心,所学课文都能背诵,从来没有挨过戒尺。


因为学习用功,文章写得好,1905年的夏天,叶钟济让只有十二岁的爷爷,去尝试和体验一下考秀才的过程。爷爷顺利通过了县试和府试,然后由舅父陪着去署府参加“道试”。去应试的那天,家里为爷爷准备了一些吃的,其中有两个令孩子馋嘴的马铃瓜。1932年,爷爷写的短篇小说《马铃瓜》,回忆了他的这次科考经历。爷爷进了考场,就惦记上了马铃瓜和那些吃食,痛痛快快吃了个饱。直到考试快结束了,才匆匆忙忙写了一篇三百多字的策论。这样一份心不在焉的答卷,怎么可能通得过考试呢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次科举考试是我国千百年来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,不经意间,爷爷还做了一次历史的见证人。1906年,爷爷进了长元吴高等小学堂。小学学制三年,爷爷学习优秀,只读了一年就在1907年考入了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学堂,成了这个学校的第一批中学生。


中学生活


苏州公立第一学堂在苏州玉带河草桥路东,又叫草桥中学,是一所五年制中学。在那个时候,这已经算得上是一所按照现代教育办学的新学堂了。学校的校长和老师,很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,他们都是有理想的人,立志办学救国。学校里开设了国文,英文、算学,博物、经学、修身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体操、唱歌和图画等课程,有许多是新学科,老师们努力创造各种条件,鼓励学生自由发展。中学时期是青少年成长最活跃的阶段,爷爷他们又赶上了中国从改良主义的“维新运动”,过渡到民族革命运动的大变革年代。草桥中学五年的生活,为爷爷的身体、学习和思想的成长,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,更为他一生的发展开了个好头。在这里回顾一下爷爷在这个时期做过的几件事。


开始写日记


1910年11月2日,爷爷开始写日记了,在日记的前面他写了一篇小序。在这篇二百多字的序的最后,他写道:以今日为十七岁之第一日,故即以今日始。且我过失孔多,己而察之,之至日记;己而不察,人或告知,亦志之日记:则庶以求不贰过也。从这句话看,爷爷写日记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自省,记录自己的过失,以求不再重犯。其实从一开始,爷爷在日记中记的,就不只是自己的过错和改过的过程,更多的是他的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和交友。从那以后,爷爷坚持天天写日记,就像刷牙洗脸一样成了习惯,写到了九十多岁,直到视力衰弱得看不见才停笔。爷爷的一生挺长,活了九十四年,经历了清朝末年、辛亥革命、五四运动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毫不夸张的说,爷爷写的那些日记,是一部他生活的那些年代的史记。除了在战乱时散失了的二十二年的日记,最近经我们整理保存下来的就有七百多万字。不能忘记的是,爷爷写日记始自他的中学时代。


参加军事训练


草桥中学的校长袁希洛先生,是我国近代革命者的先驱,同盟会在江苏的负责人,又是著名的教育家。他推崇武功,认为“上课钟当为醒世钟,操场当视为战场,学生当自认为军人。”在他的倡导下,学生们参加了许多军事训练。爷爷小时候身体比较柔弱,在草桥的军事训练,让他喜欢上了体育。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许多训练时的片段,三年多的军事训练,让弱不禁风的爷爷变得健康和勇敢。中年时爷爷写过一篇散文《掮枪的生活》,回忆中学时代,他在文章的最后说:从前的掮枪生活,现在回想起来,颇带一些浪漫意味。这在当时主张军国民教育的人来说,自然是失败了。然而我们这批人的青年生活,却因此得到了一些润泽。


结社和办报


中学时期,爷爷的爱好颇多,他做诗词,刻图章,写扇面,还热心地把这些本事教给同学们,因此深得同学们的信任。爱好文学的同学结合在一起创办了“放社”,推举爷爷做盟主。大家经常聚在一起吟诗、连诗,填词、嵌字、对对子。1911年5月,爷爷和几个好朋友,受社会上革命志士为了唤起民众争相办报的影响,办起了年级小报《课馀》,后改名《课馀丽泽》。一张钢笔版油印小报,引得全校的同学都来订阅。后来学校各年级纷纷效仿,办起了属于自己年级的报纸。这中学时代的结社和办报的经历,是为爷爷走上文学和编辑的道路铺下的第一层路基。


剪掉辫子


1911 年10月10日,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。11月4日,革命党人从上海来苏州,没费一枪一炮,苏州就光复了,革命形势令爷爷兴奋不已。当时拥护辛亥革命的人掀起了剪辫子的潮流,留辫子意味着支持满清政府,剪辫子表示拥护辛亥革命。1911月5日,爷爷剪掉了在他头上长了十几年的辫子,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,把它看成是新生活的开始。在那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:我生自今日始也。


交结好友


草桥中学是一所好中学,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年轻人。爷爷在这个时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。每逢星期天,同学们就聚集在一起,或者到茶馆,或者到苏州的园林,讨论时事政局,谈论天下大事。爷爷在提到他早年的交友的时候说:作诗词,作画,刻图章,游西郊诸山,而常入茶馆吃茶,同学间畅谈无禁,往往至数小时,尤为今人所弗晓。时作玄想,好谈国外新事物,颇受上海报章杂志影响。看爷爷这段文字,真的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,书生意气指点江山,看来在那个年代,有志向的年轻人大多是这样的。爷爷中学时代的朋友,很多成了他一生的至交。顾颉刚、王伯祥、吴湖帆、吴宾若等一批优秀的人才,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互相帮助,互相提携,风雨同舟,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贡献。  


一所好的学校,一位开明的校长,一批热心的老师,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爷爷就像一粒饱满的种子,落在了草桥中学这片肥沃的土地上,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使他健康茁壮地成长。在到社会上经历风雨见过世面之后,长成了对祖国和人民有用的栋梁之才。草桥中学是爷爷终止学业的地方,可不是爷爷终止学习的地方,在中学学到的那些本领,支持着他不断地自学。凭着自学,他从小学教员开始,一直做到大学的教授;凭着自学,他从编辑第一份稿件开始,一直做到编辑全国中小学生教材的统领;凭着自学,他写小说、写童话、写散文、写诗歌,跟着时代的脚步,讴歌祖国和人们,和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做斗争。



教师生涯



1912年春,爷爷从苏州草桥中学毕业。他的家境清贫,父亲年迈,年仅十八岁的爷爷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学业,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。爷爷是一个有志向的人,很想去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他和一些同学找到了校长袁希洛,请他给他们指点出路。袁先生说:“政界不是你们去的地方,还是教育界吧,要紧的是培养国民意识。”袁先生设法把这几个毕业生,安排在城里和乡下的小学当教员,爷爷到了言子庙小学。怀着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,爷爷先后在苏州言子庙小学、上海尚公小学当教师。在上海期间,叶圣陶先生受到了《新青年》的感召和影响,但是“在城里因种种牵制不能达到”,再加上他的文学创作找不到“源头活水”,让他滋生了“许多痛苦”。


1917年3月,在苏州甪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担任校长的中学同学吴宾若,当教师的王伯祥,联名邀请爷爷到甪直任教,乘着小船来到了这个江南古镇。爷爷在甪直与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,开始了他的教育实践和文学创作。他们确立教育为人生的思想,以学生为主体,推行教育革新。对课程、教材、教法等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实践,自己编写教材,举办园艺、劳作、文娱、远足等各种课外活动,全面培养孩子们的品德、智力和才干。


爷爷和同学们一起创办了“生生农场”。“生生”两字指的是先生和学生,师生共同开荒种地,让学生在学农的过程中锻炼筋骨,磨练意志,懂得“盘中餐”粒粒皆辛苦的道理。开办了“商店”,由学生经营,引导学生在做书籍、纸张、笔墨的买卖中学会“算账”,体验“服务”。开设了“博览室”,汇集当地的文物和书籍,激发学生热爱乡土的感情。建造了戏台,让学生通过排戏演戏,学会表演,懂得欣赏。据学生回忆,爷爷指导学生编演的戏剧有《最后一课》《荆轲刺秦》《完璧归赵》等剧目。学期中和学期末,学校还要召开“恳亲会”,把学生的习作、试卷、字画、雕刻,以及种植的瓜豆蔬菜陈列出来,请学生家长和社会贤达来校观赏,那情景比到乡下看草台戏还热闹。学生们还有几门不用课本的科目,侧重于“口说”和“田野调查”,这在现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。


在教学之余,爷爷还致力于文学创作。在甪直的六年里,爷爷创作了30篇小说、23篇童话、13篇散文随笔、21篇诗歌,还有多篇戏剧和文艺理论作品。2017年,人民教育出版社把爷爷在这个时期的作品结集在一起,出版了《叶圣陶甪直文集》,共40多万字。1928年,爷爷开始的长篇小说《倪焕之》的创作,其中的情节和情景,都离不开甪直那段乡村的教师生活。一边教书,一边创作,爷爷真是一个勤奋的人。


爷爷在《心是分不开的》一文中写道:“我因年轻不谙世故,当了几年教师,只感到这一途的滋味是淡的,有时甚至是苦的;但自从到甪直以后,乃恍然有悟,原来这里头也颇有甜津津的味道。”顾颉刚先生和爷爷是同窗好友,他在为爷爷的短篇小说集《隔膜》写的序里,谈到爷爷在甪直大刀阔斧地实施教育改革的计划时写道:“(指爷爷)他在这几年里,胸中充满着希望,常常很快乐地告诉我他们学校的改革情形。他们学校里,立农场,造戏台,设博览室,有几课不用书本,用语体文教授,……几年内一步步的做去,到如今都告成功了。” 


1919 年7月,爷爷把家从苏州搬到甪直,和奶奶胡墨林一起过上了乡村的教师生活。两个人“晨到校晚返寓”,改革教育,影响家庭,服务社会,改造乡村,使“家庭和学校都充满了爱”。1921年9月,爷爷应邀离开“五高”,奶奶仍在“五高”女子部任教。直到1922年秋才把家迁回苏州,爷爷一家在甪直生活了近五年。是甪直的生活,为他的一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爷爷说:“我真正的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是从甪直开始的”,称甪直是自己的“第二个故乡”。他把甪直比作哺育自己成长的摇篮,对甪直的一草一木都寄予了深厚的感情。1977年,爷爷已经八十四岁了,他执意要回甪直,去重温那些难以忘怀的旧事,去看望那些难以忘怀的父老乡亲。


我的父亲叶至善写过一篇文章,文章中说:“关心基础教育成了他(爷爷)的习惯,甚至可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。但是如果没有在甪直的那一段经历,没有那一段改革教育的实践,后来他会朝那个方向发展,可就说不定了。”在另一篇文章中爸爸说:“在甪直的四年半,对我父亲的一生起到了极其深刻的影响,比较起来,我父亲给予甪直的真个微不足道,甪直给与我父亲的却非常之多,怎么说都不过分。”还说:爷爷从小生长在城市,到了甪直才开始接触农民,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感情。他同情农民的悲惨生活,写了不少反映农村生活的文学作品,其中的背景和人物,许多都来自甪直。如果没有在甪直的这一段的生活经历,他是写不出这些作品来的。爷爷和爸爸的这些话诚恳认真,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,分量之重,只有真正理解和了解他们父子的人才掂量得出来。


职业是编辑


1982年,爷爷写了一篇题为《我和商务印书馆》的文章。其中人们常常引用的:“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,我就告诉他:我当过教员,又当过编辑,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。”这句话,就写在这篇文章里。爷爷在晚年常说,如果有人问他的职业,他就回答说,他的职业是编辑。在爷爷长长的一生中,做编辑的时间最长,超过了六十年。


1923年的春天,爷爷经朱经农先生介绍,进了当时的商务印书馆,正式开始了他的编辑生涯,那年他29岁。在商务印书馆他工作了八年,主要编辑小学和中学国文课本。1927年,郑振铎先生去欧洲“游学”,把主编《小说月报》的重任托付给了爷爷。在爷爷编辑《小说月报》这一年半的时间里,他第一次用“茅盾”这个笔名,分两期发表了沈雁冰的著名的长篇小说《幻灭》。他发表了自己写的,抗议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一篇短篇小说《夜》。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发表了一大批年轻作家的处女作。比如戴望舒的新诗《雨巷》六首,使戴望舒获得了“雨巷诗人”的称号。丁玲的处女作《梦珂》,代表作《沙菲女士的日记》,和短篇小说《暑假中》,都是在爷爷的指点和修改后发表的。1927年到1928年,巴金在法国巴黎期间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《灭亡》,寄给朋友索菲,爷爷看到了这篇稿子,就把它拿到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了。在内容预告中他热情地写道: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;写一个蕴著为的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。巴金从此和爷爷成了彼此惦念的好朋友,文革时期,更是人隔两地相互牵挂。巴金曾多次说:“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,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,做不了作家;也许我早就在贫困中死亡。……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,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,推荐新的作品。我感激叶圣老,以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,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。”


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,爷爷的编辑同人中有不少共产党员;如沈雁冰、丁晓先,杨贤江,工作中还结识了瞿秋白、恽代英、侯绍裘等好朋友。在五卅运动前后,爷爷居住的仁馀里28号,成了共产党人和左派的秘密联络点。1925年上海发生了“五卅惨案”。第二天,爷爷在大雨中来到南京路,祭奠被帝国主义枪杀的中国工人,怀着满腔的愤怒写出了《五月三十一日在急雨中》的战斗檄文,声讨敌人的罪行。他还和沈雁冰、胡愈之、郑振铎等朋友一起办起了《公理日报》,喊出了“打到帝国主义!”的口号。


1931年,爷爷离开商务印书馆,来到了好朋友比较多,意气相投的开明书店。开明书店的老板是爷爷在商务印书馆的老同事章雪琛。1930年,我的外公夏丏尊在开明书店创办了《中学生》杂志,爷爷进了开明书店,就和外公一起办《中学生》杂志,还担任了主编。外公和爷爷以“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,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;指导前途;解答疑问”为办刊使命,为当时“彷徨与纷叉歧路,饥渴于寥廓荒原”的中学生,开辟了一片精神家园。《中学生》杂志“充满着进步活跃精神”,是“为中学生一切利益而努力的刊物”。它指导青年学生怎样学习,怎样做人,怎样了解时事,怎样认识民族的危机和将来努力的途径。为了能够指导青少年的人生,爷爷请当时最优秀的思想家、进步的文学家,有创建的专家学者为《中学生》撰稿,鲁迅、冯玉祥、黄炎培、蔡元培、茅盾、朱自清、巴金、臧克家、瞿秋白都是《中学生》杂志的作者。有这样一支作者队伍,刊物的质量一直非常优秀,也因此培养一大批包括萧红、徐盈、胡绳、彭子冈和吴权衡夫妇等一大批年轻的文艺爱好者。曾经受到《中学生》鼓励和提携成长起来,后来成为作家和理论家的胡绳先生说:“在全国解放以前,各个时期都有很多青年学生受过《中学生》的教益,《中学生》给了他们许多着着实实的有益的知识。在促进青年思想进步,推动进步文化方面,确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在那艰苦的岁月里,叶圣陶和其他几位先生,为培植这个杂志花了很多心血,他们的功绩是不可埋没的。”从1931年,到抗战期间,到解放战争三年期间,到建国初期期间,在36岁到55岁这段大好年华里,爷爷为《中学生》倾注了近20年的心血。


在开明书店爷爷还做的一件让人们至今都称道的事情,那就是1932年,他和丰子恺先生合作,他写文,丰子恺先生画插图,“花了整整一年的的时间,编写的一部《开明小学国语课本》,初小八册,高小四册,四百来篇课文,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,大约有一半可以说是创作的,另外一半是有依据的再创作,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,是抄来的。”那时候爷爷三十四岁。一个人,用一年时间编了一套小学生国文课本,这在教材编辑史上,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。四百多篇课文,从低到高,由浅至深,图文并茂,形式多样,读起来朗朗上口,说的都是孩子们身边的事情,让孩子们看着就觉得又亲切又喜欢。


从一年级到六年级,爷爷要通过这套教材,教孩子识字,教孩子说话,教孩子阅读,教孩子写作,他在这上面花费了很多心力。我们看到的开明国语课本,之所以感觉他有别于其他的教材,之所以感到读起来亲切可爱,主要是爷爷在编这套书的时候,始终坚持贯彻了两点:一是,以儿童生活为中心;二是,每课课文本身都是文学读物。爷爷在1980年写的《我和儿童文学》这篇文章里说:小学生既是儿童,他们的语文课必须是儿童文学,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,使他们乐于阅读,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。我想,是爷爷的这个编辑教材的思想,使得《开明国语课本》有别于别的小学语文教材,成为孩子们喜爱这套课本的原因。


《开明国语课本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后,十多年里印刷了四十多版次,被当时的学校广为采用,受到老师和学生的喜爱和肯定。2005年,作为文献,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上下两册《开明国语课本》的影印本。2010年前后,社会上有很多人开始怀念起了老课本,一时间《开明国语课本》成为了出版热点。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,中国青年出版社、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、开明出版社等出版单位,相继出版了不同版本的《开明国语课本》,依然供不应求,一版再版,这种现象甚至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。在开明书店期间,爷爷和我的外公夏丏尊,还有宋云彬、林语堂、刘熏宇等人,为了帮助那些没有机会进学校大门的年轻人,特别开办了开明函授学校。社长是外公,爷爷和外公负责编辑语文方面的书。他们编了《开明国文讲义》《国文百八课》《文心》《文章例话》《文章讲话》等,这些书至今都被看作是学习语文的经典教材,不断的被各个出版社一版再版。


抗战期间,爷爷携一家人入四川。1942年,开明书店在成都设立编辑部办事处。除了继续主编战时《中学生》,还创刊了《开明少年》。当时他的帮手除了奶奶,还多了我的父亲叶至善。父亲从此干上了编辑这一行,和爷爷一样干了近七十年,还觉得没有干够。抗战胜利爷爷率全家回到上海,开明书店恢复了原来的规模。爷爷负责终审《中学生》《开明少年》《国文月刊》。1949年,爷爷应共产党之约离开上海。转道香港进入解放区,从此离开了开明书店。


1949年,爷爷被任命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。1950年12月1日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,爷爷出任社长兼总编辑。直到1966年,这十七年间,爷爷的主要精力,都花在了中小学生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上了,可以说是竭尽全力呕心沥血。1966年以后,爷爷再没有负责出版方面的工作,可是请他看稿子审稿子的人仍然很多,爷爷都应承下来。直到视力越来越差,连戴着眼镜,拿着放大镜都看不清楚字才停下来。爷爷最后审读的可能是《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》的注释,那是1984年10月,他正好九十岁。在爷爷长长的一生里,他经手的图书和期刊到底有多少,实在难以估计。


爷爷的编辑思想和他的文艺思想,教育思想是一致的,认为编辑工作也是教育工作,对编辑青少年的读物和少年儿童读物尤其是这样。他还指出,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在于感染,改革社会要从基础教育入手。要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,使他们能得到全面的发展,使他们成为自觉进取的,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合格公民。


社会的担当



爷爷是一个很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,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。他的这些思想来自于他朴素善良的家庭,来自他在中学受到的革命的启蒙教育,来自于他交接的那些朋友,来自他阅读的古今书刊,更来自于他生活的那个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。在我心里爷爷爱憎分明,他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。无论在什么年代,爷爷都在关注着祖国和人民,都会讴歌为祖国和人民做出牺牲的勇士,都会怒斥敌人和社会上的丑恶。无论什么年代,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,他都会像一个战士那样站出来,无所畏惧地用他的笔做武器去战斗。我常想:这是我敬重爷爷,爱戴爷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这里我节选爷爷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中的一些片段,来看看他的社会担当。


爷爷十七岁那年,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。1911年11月,还在中学读书的爷爷,为苏州新创办的《大汉报》,写了一首四十行的《祝词》,诗的最后满怀豪情地写道:我更为君进颂言,愿君魂力满乾坤。保护我自由,张大我汉魂,世界末日君尚存。


1925年5月30日,上海发生了震惊世界的“五卅惨案”,13名反帝爱国的学生、工人和民众被反动政府枪杀。5月31日,爷爷“满腔愤怒”地来到血案的发生地,在《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》的这篇散文中他写道: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,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,咽入肚里。但是,没有了,一点儿也没有了!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,……不要紧,我想。血曾经淌在这块地方,总有渗入这块土里的吧。那就行了。这块土是血的土,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,血灌溉着,血滋润着,将会看到血的花开在这里,血的果结在这里。事后爷爷不畏强暴,以圣陶署名,把这篇文章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和《小说月报》上。


1946年,中国人民经过了八年的奋斗,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。4月23日,爷爷的挚友夏丏尊先生却去世了。28日爷爷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《答丏翁》,来悼念这位可敬可爱的朋友。文中写到:四月二十二日上午,我去看丏翁,临走的时候,他凄苦的朝我说了如下的话:“胜利,到底啥人胜利——无从说起!”……听他这话的当时,我心里难过,似乎没有回答他什么,……现在,我想补赎我的过失,假定他死而有知,我朝他说几句话。我说:胜利,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。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,不是一句喊滥了的口号,是事势所必然。人民要生活,要好好的生活,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的标准的生活,非胜利不可。胜利不到手,非争取不可。争取复争取,最后胜利属于人民。……你去世了,当然不劳你着力,请你永远休息吧。着力,有我们没有死的在。


1949年,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,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,新中国即将成立。爷爷应共产党之邀,从上海转道香港,来到解放区来到北京,参加筹备新政协。那时候爷爷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,9月28日他激情满怀地写下了《中国人站起来了》一文。文中说:诸位,请想一想,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”,一个多么巨大的数目!请想一想,“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”,一个多么伟大的光景!大家说二十世纪是人民的世纪,现在咱们中国人开始了人民的世纪,这句话更加有了确实可靠的保证。……将革命进行到底,是为了爱国。站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,是为了爱国。在国际间交接够朋友的朋友,是为了爱国。如果有国际强盗来侵犯咱们,就拿起武器,不怕牺牲,像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里唱的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也是为了爱国。



1981年11月,爷爷已经是一位87岁的老人了,在听了我们给他念的《中国青年》杂志上刊载的《来自中学生的呼吁》之后。当过教员,一生献身教育,关心教育的爷爷心急如焚,当晚写下了《我呼吁》一文,文中呼吁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来关注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的严重后果,文中说:请各级教育行政当局都认真读一读这篇调查摘要,听听中学生的呼声,看看他们——岂止是他们,连同他们的刚进小学的弟弟妹妹——身受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的严重摧残的情况。……


接下来他分别苦口婆心地向大专院校的、中学的、小学的领导;学生的家长和报刊的编辑们提出了不同的要求,最后他呼吁: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。中学生在高考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,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,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。


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,赵紫阳总理说:最近,叶圣陶代表发表了题为《我呼吁》的文章,批评了当前中学和一部分小学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做法,词义恳切,表达了学生、教师、家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。希望有关方面认真注意这个问题,切实加以改正。


就摘选这些吧,还要说明的是,我上面举的这些文章的片段,只是爷爷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,在不同时期发出的声音,其实爷爷从二十几岁,在甪直期间加入《新潮》社,1921年和周作人、郑振铎、沈雁冰等二十一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开始,他就认真地肩负起需要他肩负的一切责任。从那以后,抗战前、抗战中、建国前、爷爷因为各种需要,参加过许许多多的进步社团,并在其中担任要职,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兢兢业业、认认真真、恪尽职守,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。建国以后,他更是担任了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副主席,民进中央主席等国家要职。在每一个岗位上,他也都努力担负自己应尽的责任,为人民做出贡献。


家庭的担当


爷爷从青少年时代起,就把家庭的重担担在了自己的肩上,在生命的各个时期,都完成了自己所需要担当的责任,并且终极一生都在守护着这个和谐美满的家庭。他是家庭的中坚,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,让我们觉得家的可爱和温馨,让我们跟着他学习做事和做人。能成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真是一种幸福。 

好儿子


爷爷从小听话,他父亲叫他做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做。父亲喜欢他,很小就带他一起去茶馆里会朋友,喝茶、听书、听评弹,让爷爷接触传统文化。爷爷还在读书的时候,就常常陪着父亲去乡下收账,回来又帮助父亲记账和整理账目。高中毕业,他自知家庭清贫,父亲年迈,就放弃了继续求学,开始当教师挣钱养家。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,他就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糊口的生活重担,从此他一直把母亲带在身边。抗战期间,老母亲已经七十多岁,全家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四川,八年艰苦岁月,等到抗战胜利,他急于东归,乘不着飞机火车,就冒着翻船和被强盗掠夺的危险,带着一家三代七口人,乘木船回上海,那时候他的老母亲已经八十岁了。建国后,爷爷到北京工作,又把母亲从上海接到北京。我在年幼的时候,看到爷爷每天下班回来,必先到母亲屋里请安,然后才去用餐,晚饭前也一定会再去看看母亲,和她拉拉家常。老太太裹过脚,脚趾扣到肉里,剪趾甲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。我不只一次看到爷爷带着老花镜,坐在小板凳上给老太太剪指甲,那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。爷爷在北京为老太太办了九十大寿,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挤满了八条的小院,是我记忆中家里最热闹的一次聚会。1961年,老太太过世,时年九十七岁。现在九十多岁过世的老人很多,在当时可是少之又少。爷爷伤心落泪,好友王伯祥先生劝他说,我从小就没有了母亲,比起我来你幸运多了。爷爷却说,早也好,晚也罢,现在咱们俩都是没有了母亲的孤儿了。


好丈夫

1916年,爷爷和奶奶喜结良缘。婚姻虽然是旧式的,朋友提亲,父母做主,结婚前两个人没有见过面,也没有通过信,可是结婚以后两个人感情非常好。因此爷爷常说,自己的婚姻就像是买彩票中了奖,是“中了头彩的婚姻”,这份美满全凭“月下老人”给他们牵的线。奶奶在北京女子师范读过书,结婚以后也做教师。后来夫唱妇随,爷爷做什么,奶奶一定在一旁帮衬着。一起在甪直教书,一起编《十三经索引》,一起编辑《中学生》和《开明少年》,和爷爷一起从上海途经香港北上,到山东解放区。与此同时,奶奶还要照顾婆婆、生儿养女、操持家务,让爷爷免去许多后顾之忧。


爷爷和奶奶都说自己是“半个”人,和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“我”。他们都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真诚美好和善良,相互携手并肩,带着整个家颠颇流离,走过了乱世、战时和和平时期。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困苦,但是家里永远都充满了融融泄泄的气氛,让一家人感到温馨和美满。好友宋云彬先生说:叶圣陶把家庭的美满归于胡墨林的“爱”,他似乎一刻也离不开胡墨林,日记中常说“墨不在家便觉异样。”


1957年,奶奶癌症复发,3月2日过世。爷爷在日记里写道,余四十年来相依为命之人,至今舍我而去。奶奶过世后,几位朋友曾劝他再找一个生活伴侣,爷爷都拒绝了,没有人可以替代奶奶在他心中的位置。他把奶奶年轻时和过世前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卧室里,每天陪伴着他,每年的3月2日,爷爷都会在日记里写着:墨逝世多少年了,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年。爷爷逝世的前一年的3月2日,他在日记这说:昨夜未睡好,思绪万千。今天是墨去世纪念日。时光快矣,我独自又走了卅年。


好父亲


爷爷有三个孩子,他分别给他们起名为至善、至美、至诚,真、善、美是爷爷一生的追求。他把美好的愿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。


爷爷当过老师,对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是有想法的。当年他写过一篇《当了父亲》,文中他写了对儿女的希望。爷爷说他希望儿女的身体比他强壮,有明澈的心灵,能够像工人农民那样,可以生产出供人们切实应用的东西来。


我爸爸说,他小时候,爷爷从来没有给他开列过必读的书单,没有要求他考好的分数,上好的学校。爷爷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,可是他从来没有逼迫父亲一定要写好毛笔字。但是爷爷非常注意对孩子好的习惯的培养,对真诚善良的心的培养,在父亲还小的时候,就自己编美好的故事讲给他听。爷爷的作品《地动》《小蚬的回家》,都是在给爸爸讲了故事之后写成文章的,有的故事爷爷把它写成了童话。善良、美好和真诚的种子,应该从那个时候起就埋在了爸爸的心里。爷爷不是特别在意孩子的学习成绩,却非常关注他们的兴趣爱好。爷爷可以让爸爸拆装家里的钟表,知道他喜欢天文和生物,就给他买天文望远镜和生物显微镜。上了中学,父亲他们兄妹三个都喜欢上了写作文,到了晚上,爷爷就把他们三个聚到一起,一边讨论一边帮他们修改,还帮他们出版了作文集《花萼》和《三叶》。在爷爷的培养下,三个孩子都成了努力工作,有所成就的人。


爸爸是爷爷最大的儿子,一辈子陪伴在爷爷的身边,除了几次暂短的分别,几乎没有离开过他。爷爷教他作文,带他走上编辑这行,年老以后更是在爸爸的陪伴下完成了许多事情,是爷爷最喜爱最得意的一个孩子。爸爸曾去了干校三年,这是爸爸离开爷爷最长的一段时间,也是他们父子之间通信最多的一次。怕爷爷一个人在北京太寂寞,爸爸就用写信的方式把自己看到的,想到的,正在做的,事无巨细地写下来给爷爷解闷,排解他的孤独和寂寞。爷爷呢,想念儿子,担心他惦念家里,就把家里的事儿,自己每天看到的想到的,正在做的,事无巨细地写下来,让儿子放心安心。这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父亲深情,是世间难得见到的,非常感人。当然,我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父子之间的情谊。爷爷的淡定从容,面对时事的乐观,对我们晚辈的支持和鼓励;父亲无论在什么环境里,都能找到自己热爱和学习的东西,即使是放牛,他也认认真真地放,从中学到很多知识,得到很多乐趣,和牛有了感情。父子俩对待生活的态度,就够我们学的了。尽管平日里,爷爷对父亲的关爱,父亲对爷爷孝顺,我们都看在眼里,整理家书的时候还是会常常被父子俩的这份亲情感动。十多年前出版的53万字的《干校家书》,是一本真实记录那个时代生活的史书。 


好爷爷


爷爷说,我想“教育”这个词儿,往精深的方面说,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,可是就粗浅方面说,“养成好习惯”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。还在我们很小的时候,爷爷就教我们:在递给别人刀子的时候,要把刀柄对着对方,为的是让对方好接手;在放餐桌上的碗筷的时候,筷子要放在碟子的右面,调羹的把要一顺向右,为的是让用餐的人拿起来顺手;在公共场所,在有人休息和谈话的地方,走路的脚步要放轻,关门的动作要放轻,放东西的声音要轻,为的是不影响人家。为了这些习惯的养成,爷爷一遍一遍地训练我们。我不长记性,着急出去玩就什么都忘了,把门重重的一甩,为此不止一次地被爷爷叫回来,让我把门打开重新关一次;我做事鲁莽,搬了椅子常常会重重地一放,为此不止一次地被爷爷捉住,让我把椅子搬起来重放。爷爷还教我们养成做什么事都要想到为别人着想的习惯。我们会写信了,爷爷告诉我们,写信的时候一定要为接信的人着想,接信人想知道的事情一定不要漏掉;写信封的时候收信人的地址和姓名一定要写清楚,为的是方便邮递员的投递;后来我当了编辑,爷爷告诉我,写文章一定要为读者着想,句子要通顺,意思要明白;抄写稿子的时候一定要为排字工人着想,字要写得清楚,不要叫别人去猜;稿子发表了要为作者着想,尽快寄样书样报,尽快寄稿费,作者等着看呢……


爷爷教给我们为别人着想的事情还有很多,这些看起来平常的小事,在爷爷看来都不小,他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们,是希望在我们的心中,真正树立起在他看来是非常重要的群众观点,爷爷在许多谈到有关教育这个问题的文章中,都反复强调,教育就是要培养好的习惯。他还说无论怎样好的行为,如果只表演一两回,而不能终身以之,那是扮戏;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,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,而不能彻底消化,举一反三,那是语言的游戏;都必须化为习惯,才可以一辈子受用。对于我们这些晚辈的教育,爷爷更是像当年写下的誓言那样:“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,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:但硬是要养成,决不马虎了事。” 


在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上,爷爷觉得无论做什么工作,只要是服务于人民的,都是好工作,如果说有什么更高的要求,那就是无论在什么岗位上,只求做得好是不够的,要不断进取,不断创新。拿我来说,我积极要求去北大荒他们支持;我病退回来做工人,爷爷支持;我做了编辑干上了爷爷这一行,他也很高兴,无论我干那一行,他都会给我许多具体的指导。我们家除了我,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是工人。弟弟插队陕北的时候是个好农民,在工厂里是个好工人,这让爷爷父亲感到欣慰。常常有人问我,爷爷和爸爸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家训。我理解,行事守则就是家训。爷爷爸爸没有给我们留下写在纸上一直保留至今的家训。他们都强调为人师表,身教重于言教。他们做人做事的态度,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。比如做人要正直、要诚实、要担当;做事要认真、要努力、要不断进取;待人要真诚、要友好、要讲信誉;对社会要有公民意识、要负责、要付出。所有这些在我们心里都扎下了根,是我们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。



写在最后


我从小和爷爷生活在一起,在爷爷身边生活了四十年。在我心里,爷爷就是爷爷,他很忙,他老在看稿子,他经常要去参加一些大会,他喜欢和老朋友一起聊天喝酒,他喜欢花花草草,他关心我们的成长,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儿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,我对爷爷所知甚少,看别人说起爷爷一副肃然起敬的样子,我浑然不知所措。那时候很多人都提醒我,你有一个了不起的爷爷,应该好好学习他的作品,记录他的生活,可是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我的身边有一个了不起的中国文化人,我却没有自觉地认真地向他学习,认真地向他讨教,就这么眼见着他一天天老去,有一天终于永远离开了。但是我和爷爷毕竟朝夕相处了四十年,他身上的许多东西潜移默化地留在了我的身上,比我自觉地向他学习的力量要强大得多。

2017年9月30日写

2022年9月21日改

深圳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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