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小说是一种艰苦的工作。在《郁郁涧底松》里，周文讲的就是这种艰苦性，小说里那位仁兄为写出一部杰作，生生地把自己给搞魔怔了。这倒也不能完全怪他。依我之见，这位仁兄对小说根本就缺乏热爱，要不是他老爹非要赶鸭子上架，他大概很愿意沦为一名平庸的大学教师。当然，还有另一种可能：如果不是他老爹直到晚年还怀着莫名其妙的宏愿，并且非要把如此宏愿强加给自己的儿子，这位仁兄也可能仍未磨灭自己对于文学的野心。这事儿说不清楚，却足以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彼此理解是何等困难。

这位仁兄显然是父亲的好儿子——他也不大能够理解别人——否则也不至于在小说选材这一关就被卡住。诚然，他在大学里教授文学理论，一定掌握了不少有关文学、有关小说的知识，但对于那些知识以外的现实世界，却实在太少关怀。这样的人非要写小说，堪称一种灾难。看看他大学时代的德性，就知道他想要做一名小说家，怕是难度不小。——“这是他一贯的处世方式：对于和自己不在同一层次的人，他打心眼里是不屑的，只不过为了显出自己素质高，才装出一副客气的态度。”我以为一个致力于写小说的人，处世方式该恰恰相反才对：他大可以在人前表现出一点傲慢和清高，但骨子里却应该是谦虚、宽容和开放的。唯有如此，他才能够不仅站在自己的角度，也站在别人的角度，站在生活中任何位置，去观察和理解他所遭遇或未曾遭遇的一切人与事。但这位仁兄只能看到他自己，甚至，连自己都看不到——他只不过是在努力地矫饰他自己罢了。顺便说一句，我对于周文把文学青年和大学教师塑造成这个鬼样子，其实心怀不满。不过考虑到她自己也是文学青年和大学教师，我就只能选择原谅她，并且认为，在塑造这样一个令人颇感不适的人物形象时，周文有一种对着镜子开怀大笑的自嘲精神。而这，正是现代小说该有的精神。

不过她笔下的这位仁兄显然笑不起来——命运的敲门声把他吓坏了，他年轻时代装模作样的清高和目中无人的愚蠢终于迎来了报应。那个埋藏在记忆里的阿松突然醒来，闯入他的家中，生动展示了一个底层青年如果受到文学青年的蛊惑，会有怎样的后果。这一次，周文简直是近于恶毒地对文学和作为写作者的自己给予了无情嘲笑，甚而我们可以更为具体地说，她是对新世纪初文学对于底层的书写给予了无情嘲笑。“底层叙事”风行的那几年，评论者们始终在纠结一个问题：知识分子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底层？知识分子为底层代言，是否有其合法性？在这里，周文似乎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，并更进一步对人与人之间理解之不可能，表达出悲观的态度——个人与个人之间尚且无法互相理解，更何况是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之间呢？

好在，这位仁兄终于从噩梦中醒来，踏上了寻找阿松的道路。在阿松的故乡，他见到另一个阿松，一个没有被文学捆住手脚或切断手指的阿松，一个将他早年受到的文学熏陶务实地用来撰写商业文案的阿松。这样的结尾很容易让人以为，这是周文对所谓“纯文学”最狠重的一击，但我的看法却有所不同。当这位仁兄将电脑里的小说草稿统统删除，面对空白的文件夹深感空虚的时候，破灭的不是文学梦，而只是“那一种”文学梦；周文所要嘲弄的也并非是文学，而只是“那一种”文学。我恰恰以为，正是在这位仁兄文学梦想破碎的时刻，小说的价值才得到了彰显。在这一刻，这位仁兄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狭隘与可笑，跨出了孤芳自赏的牢笼，看到山野之间的广阔风景，以及如阿松这样的世人无限的可能性。或许对于这位仁兄来说，这的确可以算是一个痛苦和绝望的时刻，但对于小说而言，这样的结尾颠覆了自身，却也成就了自身。因此我以为，小说里前一个阿松对于文学的种种怨愤，和后一个阿松对于文学的种种见解，都并非在调侃文学，而恰恰提示了小说应有的气度。在彼此难以沟通和理解的世界里，小说的价值正在于通过不断地替换、翻转，让被遮蔽的重新呈现，让遭怨恨的得到救赎。

或许我们也可以说，恰恰是因为人和人之间、人与世界之间的理解是那么困难，所以小说这门艺术才成为必要，并且发展出那么复杂的技术。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与所塑造的人物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以其故事与人物，不断提醒我们理解与沟通的难度。因此，才会有《靛蓝毛衣》这样有如谜团的小说。小说中的女子从遇到邻座男子的那一刻起，便始终无法对他产生信任，于是所有的对话与心理活动，乃至于车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，都像是与他人、与世界在斗智斗勇。这样一种紧张的气氛，让后面看似渐趋于友好甚至暧昧的交流，难以具有足够的说服力，而显得摇摇欲坠，好像随时都可能崩塌。因此那场事故看似来得突然，其实恰逢其时。当然，这样一种恰逢其时的感觉，与事故发生时男子刚刚给女子讲述完的电影情节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尽管小说一再强调人与人、人与世界之间那种无法信赖更不可理解的紧张关系，在叙事层面却又不断地建立起种种关联，以弥补那些处处可见的裂痕。譬如在女子到来之前，她的座位曾被一个醉酒的女人占据；而女子短暂逃离这个座位时，又有一个女人坐在了这个座位上——尽管火车上更加舒适的空座还为数不少。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讨回自己的座位之后，那鸠占鹊巢的女人仿佛是凭空消失在车厢连接处，就像是藏进了火车隐秘的暗间；而那名男子在事故发生后，同样躲开所有人视线，从车门的缝隙溜了出去……这些文本当中刻意构造的呼应显然并不能够建立起稳定感，反而进一步暗示了这个世界的神秘与不可知，这让小说结尾处的陡然变故，显得格外顺理成章。小说的结尾不能不让人想起格非的《褐色鸟群》，而这篇小说也像《褐色鸟群》一样，让读者在惊觉此身之偶然与世界之荒诞的同时，深感不解、惶惑，甚至恐惧。像《褐色鸟群》和《靛蓝毛衣》这样的小说，其价值或许就在于刺破了有关于此世坚固的谎言，动摇了我们原本早已麻木的认知，让那些长久被掩盖的断裂与伤痕重新变得新鲜和痛楚。就此而言，这样的小说同样是在与理解之不可能性作斗争。但是，当这样的真相已经一再遭到揭发，今时今日，此类小说总难免令人感到疑惑：诚然如此，然后呢？如果一切具体的经验，都被含混的概念所裹挟，那么小说艺术究竟能够在怎样的意义上不仅揭示真相，并且回应这一困局？

由此必须强调经验的重要性。在小说中，经验永远比知识重要，智慧永远比技术重要。论叙事技术，方晓的《雨后》至少不如《靛蓝毛衣》那样令人眼花缭乱。甚至可以说，《雨后》所讲述的，真是一个既离奇又老套的故事。——多年之后，曾经的恋人再度相见，女子喋喋不休地说了半天，又耍了种种花招，死缠烂打就是要男子跟她生个孩子。这样匪夷所思的故事梗概，简直可以跟重金求子什么的相媲美了。但因为一种鲜活而真切的经验被灌注在叙述当中，小说就充满了款款深情，使《雨后》成为本期“小说新干线”中完成度最高的一篇。由此可见，在小说当中，故事梗概可能没那么重要，支撑《雨后》的也并不是情节，而是始终萦绕在叙述当中的那位男子的回忆与反思。层层叠叠的回忆不断涌出，淹没了一场尴尬的聚会，也让整个小说有了温度。而沉浸在回忆中，我们会逐渐发觉，原来自己理解自己也同样存在难度。男子看着餐桌对面同样已届中年的故人，一再抚问往昔，其实也是一再追问，追问自己究竟有没有爱过这个女人，追问在自己的生命里，这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显然，他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：假如他当真认定，自己“曾经没有爱上一个女人”，那么那些时隔多年仍不能忘怀的瞬间，那些过往画面中缱绻的情感，为什么依旧如此清晰，如此具有刺痛感？但是，明确的答案或许本来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追问本身，借由此时之“我”与过去之“我”的辩难，这篇小说所讨论的已不仅仅是爱情，而成为对中年人生的一种悠长的慨叹；而我们也不知不觉跟随这名男子，不断翻检我们自己的记忆，不断站在往昔回望现在，透过故人的眼眸审视自我，从而完善了我们对于自己和他人的理解。如上所述，这就是小说的价值所在。

就此而言，出生在新世纪之后的杨渡，在小说创作这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上，恐怕还要有一个艰苦而漫长的探索过程。《尾随》里有一道怯生生的目光，也在好奇地打量着他人与世界。但这道目光现在还被封闭在狭窄的教室里，并且只能在一张人脸与另一张人脸之间漂浮，而无法深入那一张张面孔背后的内心世界，甚至，连“我”的内心世界都无法进入。这道目光太过羞涩了，又或者可以说，太过冷漠了。连那个“我”颇有好感的女孩，它都不敢直视，以至于我们无法将她从这教室的人群里，从我的情感里去将她特殊地区分出来。这样一种青涩的感情，当然值得珍视。但是谈恋爱也好，写小说也罢，大概还是要努力从那种看似羞怯实则过分自爱的情结里解脱出来，走向广阔的世界才行。这是写小说这件艰苦的工作中，最需要去认真面对，并势必不断面对的核心命题。

来源：《十月》　　丛治辰

(丛治辰，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）